《中华文学选刊》2109年9期选自《我愿意学习发抖》
本刊2019年第3期“锋锐”栏目推荐了郭爽的小说集《正午时踏进光焰》，第9期“行走”栏目又选载了《我愿意学习发抖》一书中的《年轻人在礼拜天跳舞》。郭爽的两本书，一为虚构，一为非虚构，“它们互相解释、互为答案，都指向童年深处，那些快乐和秘密决定了今天我们是谁。”
1984年生于贵州。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著有《亲爱的米亚》《正午时踏进光焰》《我愿意学习发抖》。《拱猪》获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鲍时进》获山花双年奖·新人奖。现居广州。
她像一个潜水者那样投入到她所抵达的那处海域、那片水中，随后从她的那个入水点向四周泛起了阵阵的波纹，它们一层层地向四周波动散开，由近及远，直到消失在视界的极限。在《我愿意学习发抖》的文本中，所谓的入水点，其实又是双重意义上的，既是地点，也是其中的人。但归根到底，是人。因为没有人也就没有了地方存在的意义。但郭爽所进入的方式，又恰恰是反波纹方向的，也就是说她是从远处的波纹逐渐向近处的波纹追溯的，最终回到人本身，进入人的个人历史和内心世界。同时，与此构成奇妙的对应与平衡关系的，还有她对自我历史与内心的含蓄探究。
《我愿意学习发抖》让人惊异的地方在于，它打通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界限。并非借一者扩展另一者，而是让两者互为表里。郭爽找到了自己的策略：童话故事和新闻报道。《我愿意学习发抖》像出自某位西方一流小说家之手。将自己的生活记忆写成自传小说，完成一幅轻巧的自画像。自传小说的魅力在于模糊虚构和真实的界隔，让人难辨真伪。在《年轻人在礼拜天跳舞》这篇故事里，作者埋下了一个潜在的叙述逻辑：生活不是一种“经营”，而是一场“交换”；成长的代价就是与玻璃老人交换誓言，学会在礼拜天跳舞，换得一颗大理石的心。对于孩子来说，模仿成人，学会和世界交手总是一件让其心之所向的事，迪克和本尼也不例外。然而，家庭、环境造就了两个孩子迥异的个性。在迪克的身体里驻扎着一股野性和一个缺失认同的自我，而本尼因父亲所营造的宽松成长氛围早早地就建立起了对自我价值的确认。
《我愿意学习发抖》和《正午时踏进光焰》这两本书是同时写的，它们互相解释、互为答案，都指向童年深处，那些快乐和秘密决定了今天我们是谁。因为那时候，我三十岁了，却有点不确定自己到底是谁、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这可以说是在写“成长”，但也可以看作是对时间的摹写和诘问。我觉得，人总是想追求自由和永恒，但情感又让我们滞留在时间里，在这种拉扯和张力中，大概就是小说或者艺术存在的空间吧。
去年底我参加“单读”的视频录制，讲“我喜欢的一本书”。当时我选了贡布罗维奇的《横渡大西洋》，理由是他给我展示出一种方向或者提示，就是写作不能讨好任何人，包括你自己。奥登说过一句很讽刺的话，他说，在往后的生活中，年轻诗人（作家）会明白，模仿的艺术是多么重要，你将被频繁地要求去模仿自己。
现在，可能年轻作者出版一两本书后，会获得一些认可和期待，但这可能都是障眼法，真正困难的是——你写的真的是你最想写的吗？而不是你觉得外界会喜欢你而写的？这个问题细想很严峻。因为“外界”包含了读者、评论家、出版社、文学奖、影视改编等等。
对我来说，在过去几年默默地写了两本书、等待出版机会，可能是命运的庇护。它们是我想写的、是我期待它们该是的样子，而不是别的。这两本书截然不同，它们的内容决定了我用什么样的方式将其表达出来。不是刻意要写“严肃文学”或者“实验”。
《我愿意学习发抖》的出版过程非常坎坷，这书从开始写到今年出版，过去了四年。而如果我没得那个奖，小说集应该也不会那么顺利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对自己的写作没有坚持，可能早已经放弃，无论是写作的形式还是写作本身。现在书出来了，读者喜欢或不喜欢我都可以接受。以后的写作，我希望自己有好运气、忠实于自己，同时，“我愿意学习发抖”。
从更长的历史时间段来看，从50后到90后确实都是同代人。这也是一种提示，年轻作者在写作时，需要更远大的目光，不能只局限于当代。
想了一下发现，出生于50、60、70、80、90年代的作者，我都有喜欢并长期关注的。我觉得，一旦成为写作者，别的作家的存在对你而言最大的意义，是他们用作品给出了什么。反过来说也是一样，你写出了什么？两个写作者也许终身未曾谋面，但不妨碍他们从彼此的作品中得到鼓励、激荡和启发，以及对写作本身的尊重和敬畏。与此相比，日常生活中的交往更多是缘分。
《正午时踏进光焰》是一部动荡时代的天真与经验之歌。写《拱猪》是2016年，我还在报社上班，周末一有时间就写，直到辞职了，决定把这小说拿去投奖，才一鼓作气重写了几遍。现在已经想不起初稿是什么样了，我也没有勇气看初稿（笑），只记得在截稿日期前写完定稿时，觉得全身脱了层皮。这之前我只写过那篇叫《把戏》的短篇小说，没什么小说写作经验，《拱猪》的体量、它内部的能量都是那时的我能给出的极限。
《拱猪》在理念上是接续《把戏》的。我关心这个赛博朋克的时代里，屏幕统治我们后，人身上出现的新状况。虽然《把戏》里窃取身份编织谎言、《拱猪》里描写的集体迷狂，都是“旧”。但在“新”的世界里，故事所依附的现实土壤变化了。
新与旧参差互现，让我们有了新的观看和言说的可能。《拱猪》里年轻一代的故事，每分每秒都在上演。上一辈人的故事，即将被遗忘。世俗厌弃失败与报废的肢体，追慕成功与鲜活的模具。我想投予怀疑的目光。
但《拱猪》写到最后，让我觉得难舍的不是他们有了精神的超越，而是他们就在世俗中生、世俗中死，日常的瞬间也就触及了永恒。肉身就是他们的道具，他们大哭大笑、衣不蔽体，在这层意义上，他们保留了作为人的某种纯粹，他们的灵魂与肉体没有分离。这或许是我想寄托的一点感情，或者说希望。
《拱猪》的成稿过程就是反复修改的过程，我凭着本能在写，觉得如果还能对这小说做点什么，就意味着它还没有改好。
可能年轻作者在起步阶段，都会被告诫——写你最熟悉的事。但我一开始就对自我之外的世界更感兴趣，我写我想了解的世界和事。我在封闭的家属院长大，大学毕业前生活的半径都很小。但工作之后，传媒行业、广州这座城市本身，都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冲击。
这个人口超过千万的城市里每天都有人出生或死掉，有人随时被夺走他的所有。跟北京是文化、政治中心不同，在广州的人，追求的是生存或者是生活本身。这里的人务实、平民化，他们启发了我对生活的理解。我觉得自己很无知，书本里得来的认知太浅薄了，所以迫切地想要去知道跟自己不一样的人的喜怒哀乐。
跟城市地标最光鲜的一面相比，小巷子里、城中村里的人在过更热气腾腾的生活。他们身上的力量震撼我、安慰我。现在回头看，这大概是20-30岁这个阶段的生活给我的馈赠。它让我有能力不沉溺于自我、有能力去理解他人，在写作中可以“成为尘土”。
关于“城乡结合部”，我理解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具体的空间。《拱猪》《鲍时进》都发生在破败的厂区。工厂我们知道，一般都在城郊。随着城市高速扩建，厂区也不再偏远，变成了城乡结合部或者已经是大城区的一部分。
另一层是指人际关系。中国目前除了北上广深几个大城市，其他中小城市普遍处于转轨之中。乡土社会与陌生人社会的规则是夹杂的。我写的多是新与旧、逝去的时代与不确定的未来之间人的生存，所以这种半新半旧、城乡夹杂的关系就成了着力点。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剧照
本文根据“理想国”微信公众号“宝珀理想国文学奖”访谈摘编
“所有无名的年轻人，都独自承受了惊心动魄的重生”
一个天色像下午的中午，我跟着几个大孩子穿过学校背后的松林。他们已经知道如何抄近路回家，而我显然忘记了自己的年龄。金色的松针上，塔状的松果迷惑了我，我蹲下去。树与树之间看不到出路，只有松树被强风吹拂时特殊的沙沙声。我忘了自己在原地等了多久，也忘了是什么心情，总之，我独自等待。一个盛夏的午后，我决定独自去看望住在疗养院的爷爷和奶奶。此前，我们仨一直住在一起，直到有一天爷爷突然脑溢血倒在了地上。对六岁的孩子而言，三四公里是一段相当长的距离。但我只是赤手空拳上路，踢着红色皮凉鞋。推开疗养院的房门时，爷爷躺在床上，奶奶坐在床沿。像是知道我将到来。可以说，这本书最初诞生的动力，部分埋藏于多年前的这两个真实场景中。无论是我在松林里迷路，还是决定独自推门而出，没有人知道那几小时里发生了什么。除了我自己。而如果我愿意讲述，像日后每一次在纸张上的讲述那样，故事的版本可以千奇百怪，永不相同。而我的目标看似明确，却都要独自面对一段很长的，未知的路。这确可视为写作的一种隐喻。现实与虚构间灰色不明但可能无限的领地。2015年2月，我打包行囊，从居住了十年的广州起飞，前往德国。说来可笑，看似计划缜密的田野调查，只不过源于我童年的幻梦。一个孩子，在还没有认知所谓国度、权柄、荣耀之前，通过阅读想象出了一整个世界。而这个世界，比她的身体所嵌入的世界更能予她安慰。在还没有学过地理，不知道欧洲大陆形状几何时，我就知道并相信，亨舍尔和格莱特在黑森林里迷了路；把莴苣公主围困在高塔的是爱；而那个想要出门去学习发抖的年轻人，并不是一个他父亲眼中一无是处的傻瓜。他们的血肉和恐惧，比我在真实世界里见过的人更值得信赖。讽刺的是，你没法开口跟任何人说这些。就像我们没法跟任何人说真正的秘密。在现实世界里，动物从不会开口说话，桌子也不会跳舞，人走进森林迷了路就会死。所以成年人，或者说世俗化的人，不相信这些。他们只信赖眼见之物。一个身边人突然决定去欧洲，她一定不会只是为了一些幻想，而是一些结果。虽然我一意孤行，但德国之旅仍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旅程，一记当头棒喝。我已经聪明而顺服地活得太久了。这聪明部分取决于智力，部分取决于面对主流时的胆怯。人生浓缩为正确而毫无用处的简历。考一个好大学。找一份好工作。以及，情感与婚姻。这些游戏关卡自然会给你奖励，通过了就会天降金币。这样的活法会让你在一个陌生城市里有尊严，虽然这尊严也是虚妄。或者有自信，因为走在街上十个人有九个都跟你怀揣着同样的痛苦或理想。只是，你从此就变成了九个人中的一个。而对于想要独立的女性来说，这些似乎又是注定的荆棘路。我并没有能力看清这些。并不比九个人中的其他八个更聪明。大学毕业后的十年里，我都在同一行业里。十年前，这是一个光鲜的行业。世俗意义的光鲜。你可以挣得比同龄人的平均工资高不少，不用打卡上班，出入高档场合，时间无比自由。如果你努力或者愿意，你甚至可以凭借工作积累一些公共领域的名气。这样的生活本身会给人一种幻觉，觉得这就是正确。如果不幸的，你再浸染上这里面流行的一知半解或者理想主义，就会出现更严重的幻觉，觉得这不仅正确，而且有意义。即使我不曾笃信过，但仍无可回避地感受了体系的瞬间崩塌和体系背后更大体系的操控感与荒诞感。这跟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崩塌不同，当崩塌来自集体或者更大的系统时，对我这样的人的摧毁更彻底。因为，除了在高考的时候早恋、离家并绝不回头这两件事，我并没有真正叛逆过。我真的厌弃这一套了。厌弃这十年里的某个自我。它们过于真实了。每个细部都从属于这个真实世界的一个链条，因此也随时可以被这个真实世界夺走。几乎在同时，我莫名其妙地开始写小说。此前，我虽然在报纸上写过不少专栏，虚构过不少故事，但那不是小说。写出的第一篇小说叫《把戏》，讲一个在微博上伪装自己的女孩的故事。很快又写了一篇，讲两个女孩对谈，而在场的角色除了女孩A女孩B，还有女孩A眼中的女孩B、女孩B眼中的女孩A。这些文字在电脑屏幕上凝结，最后都变成一句话，一遍遍敲打我的脑袋——你，你，你是谁？很多时候，文学都显得毫无意义。它并不提供行动指南，也不负责道德规范，更不能予皮肉以安慰。但它能给每个读者建立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王国。对我来说，卡拉马佐夫兄弟和《山海经》里的异兽，共存于这片丰茂的土地上。它锁住时间，扭结空间，以记忆和想象修筑、加固。在认知真实的世界之前，我早已认识了它们。只要像爱丽丝一样猛吞一大口药剂，或者根本只用闭上眼睛，就能走进那个世界去。它能让我发现和重新体验另外那个真实的世界，让我前所未有地辨认自我的眉眼与骨血。它让现实显得并非坚不可摧。而有些时候，它能让人免于绝望。但总有第一个住下来的房客。总有第一片瓦，第一间小屋子。还是个孩子时，我就着迷于房屋的剖面图。我喜欢看到铺着桌布、整饬一新的客厅隔壁，是热气未散的床铺。早餐煎蛋在平底锅里嗞嗞作响，而水池里堆着前一晚狼藉的酒杯。等我长大了一些，明白了“家中院墙藏匿的秘密，比中国长城还要多”时，这种想象与观察就有了更多的意味。那些住在我脑子里的房客们，虽然面容不一、言语参差，但他们中总有些人，长了张孩子的脸。即使是在虚构的王国里，也总有些角色，显得更天真。他们的天真不在于年龄，而在于他们在人类心灵与想象的历史中，诞生得更早。他们是傻子，却总肩负起降魔的使命。他们是孩子，却总得战胜邪恶的巫婆。而那些更晚一些诞生的房客，虽然他们都长了张大人脸，长得跟我们更像，但他们自己也好、魔鬼与巫婆也好都始终存在，不过内化了，变成了角色或曰我们的一部分。二十多年前，我在松林迷路的那天，以及我独自出门去看爷爷的那天，都并不是孤身一人。如果当时有双眼睛看见了我，那他一定记得，这个小孩一直在自言自语，自得其乐。她有她的队伍，她的王国。而她可以扮一个男孩，也可以演一个女孩，或者独角兽、精灵、流星，她是自由的。于是，就这么决定了。我要去德国找那个童年的自己。要看看那片被想象了成百上千次的土地上是不是长着真的童话。2015年2月从南到北穿越德国全境的寻访，拿到无数资料、走遍许多景点。事后看都是一种徒劳。想象中的世界注定不能在现实世界扎根。如果没有人的情感与声音，故事注定干枯。朋友特蕾莎的遭遇让我的情感遭受了巨大冲击。她是我在德国第一个能称之为朋友的人。而我们能成为朋友，只不过因为两人都曾在《幸运的汉斯》这个故事里得到抚慰。故事与共同的想象拉近我们，手指能细微地触摸到彼此的感情与痛苦。我们不再是陌生人。她从未离开家乡，而她的家族已经在那个小镇居住了五百年。安定、美满、生儿育女的平静一生，是我初识她时的想象。她却着迷于《幸运的汉斯》这个关于失去的故事。关于一个失去了一切的人，如何是一个真正的幸运者。故事给予人的安慰，往往在于隐喻。当她亲口告诉我，其实我眼见的美满生活并不存在，她已经离婚并独自抚养女儿时，我的痛苦无以复加。我那么愿意相信，她是快乐的。跟我一路在交谈的那些“大人物”相比，特蕾莎是个普通人。她是个在故事里投注了幻想与情感的普通读者。而故事的世界，则因为她的相信和盼望，给予她前所未有的安慰。她信任那个并不真实存在的世界，就像还是孩子的我们，因相信一个咒语，而决定跟幻想的世界结成盟誓。一种强烈的冲动让我决定，要为特蕾莎写点什么。当这个故事写完后，之前的写作标准变得可疑。我觉察到，自己忽略了身边真正重要的事。每个擦肩而过的路人，都怀有生命隐秘的欢乐和痛苦。如果我们对他人的揣度和判断往往是错误的，那么，要如何才能去靠近真实？我的寻访彻底变成了随波逐流。像一个长居德国的人那样，每天去餐馆吃饭、跟邻居聊天、听音乐会、毫无目的地散步。我不期待结果，只付出时间。而当我试着去摘除自己的身份、去掉目的与技巧，变成一对普通的耳朵、一双天真的眼睛之后，我变回那个独自一人却并不畏惧任何事的小女孩。而这时，故事的话语真正开启。我写下那些在心上留下划痕的事。这种相遇本身，大概由难以言明的神秘磁场把控。你不知道下一个遇见的是谁，而你开口跟他说的第一句话会是什么。在黑森林的小镇，雨夹雪的天气，我搭车去邻镇。在老修道院的门洞里躲雪时，突然从楼梯上走下来一个高瘦的年轻人，他的开场白让我难忘——想上楼看看吗？我们是一家电影院。半小时后，我们俩拿着一张他从阁楼翻找出来的《再见列宁》的海报合影。因为我说这是我最难忘的德国电影。如果不是那么一个糟糕的天气，如果小镇上不是只有两三个游客，如果这个叫本尼的年轻人没有心血来潮发出邀请，如果他不喜欢王家卫没去过香港……有太多可能和不可能，但也是某种注定，让我在2015年2月出现在那里，开始跟他交谈，并发现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庞大的由想象织成的王国。正如我在他身上发现了惊奇——竟然有人在旧修道院开了家电影院，还是个年轻人。他大概也在我身上发现了惊奇——一个黑头发的外国人，竟然知道黑森林河谷的传奇《冷酷的心》并相信它？这些说起来太抽象了，抽象能否提示行动？具体说就是，我怎么就认出了他，跟他聊个没完？直到离开小镇也写信？从后来更多的了解来看，我们都不是外向的人。但在那个时刻，我们被大于我们的力量裹挟了，投入并信任对方。这种相遇是幸运的，更多的“遇见”，是在隔膜与善意的交织中艰难打捞。在海量无用的信息中，去辨别、组织和重构，就像对着起雾的镜子，一点点擦拭，慢慢看清了自己的脸。后来我也想，他们会记得我吗？这个突然来到他们生活中的人。一个遥远国家、陌生文明的来客。她固执地追问关于童年与想象的问题，而更多的时候，只是在袒露自我的脆弱。孩子间表示友好与善意，通常是其中一人率先递上自己心爱的玩具。可以是一个娃娃，也可以是一颗玻璃珠子或者一粒小石子。但闪亮的不是物本身，而是“递上”这个动作或决定。我也只是递上我的心。在困顿和全然的陌生中，反而自由了，可以轻松说出那些困扰我已久的事。而他们用善意帮助了我，用他们的故事治愈我。只不过是如此。我遇见他们，辨认出他们，那些虽然长大了，还相信奇迹，还携带着孩子的眼睛的人。我们喝了一杯又一杯咖啡，我进入他们生活的细部，我们通信。失去铠甲的人，如何赤身走在旷野里。失去信心的人，如何再度相信。故事与想象建构出来的王国，到底会给人带来什么样的秘密。还有，日复一日，每一分每一秒，我们的生活。所以，《我愿意学习发抖》里写的，只是几个活生生的人，如何去面对伤痛、幻灭、成长、离别。而我珍视和捍卫的，是他们在对我敞开生命的一角时，金子般的信任与交托。我们之间的联结，正如每个故事的标题，来自于更古老的世界，是一句口诀，一个密码，一个眼神。你将会遇见他们，认识他们，像久违的老朋友般感到亲切。就像我最初遇见他们时一样。全文见《中华文学选刊》2019年9期，选自《我愿意学习发抖》